一名男婴在医院不幸逝世，其父母最终获得了88万元的赔偿。但在赔偿过程中，律师代为维权并从中收取了55万元的费用

一名男婴在医院不幸逝世，其父母最终获得了88万元的赔偿。但在赔偿过程中，律师代为维权并从中收取了55万元的费用。家长们对此表示不满，认为这是诈骗行为。尽管广州律师协会已对此事展开调查一年，但至今仍未有明确结果。律师代理费收取是否合法，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。

韦先生在经历了丧子之痛后，对医院的治疗过程提出了质疑。他的二儿子在仅6个月大时不幸夭折，尸检结果显示是因吸入异物导致急性呼吸功能衰竭。韦先生表示，他在2019年底带孩子前往佛山市南海区第七人民医院就诊，但由于元旦假期，孩子在等待治疗期间状况恶化，最终抢救无效死亡。

韦先生在投诉医院后不久，接到了一位自称律师的邓某的电话，邓某主动提出帮助维权，并表示在结果出来后再讨论律师费。韦先生随后与邓某签约，但并未明确律师费的具体数额。

案件最终处理完毕，韦先生获得了88.8万元的赔偿，但他发现律师邓某从中拿走了55万元。韦先生对此感到不满，认为自己被代理律师欺骗。邓某则辩称，案件最初并未收费，而是按照司法鉴定进行，本应获得次要责任赔偿，但通过努力，韦先生获得了主要责任赔偿。双方在案件处理接近完成时签订了正式协议，确定了55.5万元的律师费，但韦先生后来反悔。

广州市律协于2024年8月27日对此事立案处理，但至今尚未公布结果。韦先生的经历引发了对医疗纠纷和法律代理问题的关注。韦先生透露，在6月18日，他与一名律师会面，并签署了一份《咨询合同》，合同中乙方标明为“新诸葛（广州）科技咨询有限公司”。合同内容涉及韦先生将获得300个小时的法律咨询服务，而韦先生从医疗损害赔偿中获得的超过23万元的部分将作为支付给乙方的咨询费用。

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观察到，合同下方打印的日期为2022年6月，但具体日期未填写。

2023年3月1日，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应佛山市南海区某医调委的委托，对韦先生孩子的死亡进行了医疗过错鉴定。

9月15日，鉴定机构发布的鉴定意见指出，南海第七医院在韦先生孩子接受治疗的过程中，未能充分重视病情，未履行急诊职责，导致错过了最佳救治时机，这些过错行为与韦先生孩子死亡的结果有因果关系，原因力大小为次要因素，过错参与度为16%至44%。

韦先生表示，律师告知他已获得赔偿，总额为79万元。然而，韦先生通过查看银行流水发现实际金额为88.8万元。

韦先生称，维权过程历时约两年，整个过程均由邓律师负责处理，且邓律师并未向他提及赔偿金额。2024年5月23日前后，邓某要求韦先生签署一份《承诺书》，该承诺书上未注明金额，邓某表示只需签字即可。

韦先生提供的《承诺书》照片显示，调解书编号和一次性补偿金额均为空白，只有韦先生的签字和指纹，且没有填写日期。代理人一栏填写的是“邓某”。

韦先生所拍摄的《承诺书》揭示，该调解书编号及一次性补偿金额均未填写。

在5月31日的早晨，邓某与韦先生会面。韦先生表示，邓某告诉他赔偿金已到账，并要求他携带个人证件一同前往银行。在银行，邓某转账了54万元，使得韦先生手中剩下25万元。邓某声称赔偿总额为79万元，多给了韦先生2万元。韦先生对此表示怀疑，并在现场打印了银行流水记录。

根据银行流水记录，5月23日，南海第七医院已将88.8万元的赔偿款转入韦先生的账户。随后，在5月27日和5月29日，韦先生的账户分别向邓某账户转出了两笔4.9万元。到了5月31日，韦先生的账户又向邓某账户转出了54万元。

图片展示了银行交易记录。

韦先生表示：“实际赔偿金额为88.8万元，我立刻意识到邓律师对我进行了欺诈。”

韦先生最终意识到，实际赔偿金为88.8万元。他解释说：“律师拿着银行卡，我自己无法使用，因此只能签署委托合同，支付对方律师费55.5万元。”邓某表示，根据医疗鉴定结果，医院最多可赔偿他30多万元，剩余的款项是他“凭借能力所得”。韦先生表示，他对此一无所知，也无力反驳，但总觉得这不合理。当天下午，邓某带他去律师事务所协商，提出退还8.3万元，并让他重新签署一份《委托合同》。邓某称，他的收费是合理的，最初他只希望得到20多万元，现在赔偿已经超过了他的预期。韦先生觉得这似乎有道理，于是签字同意。

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观察到，《委托合同》显示，乙方为广东泰逢律师事务所，韦先生一次性支付了55.5万元的律师费，支付日期为2023年12月15日。

展示了新签署的《委托合同》。韦先生阐述，实际签署合同的时间为2024年5月31日傍晚，合同签署后，对方随即转入了8.3万元。

从银行交易记录来看，5月31日午后，邓某向韦先生转账了8.3万元。这表明，患儿家长韦先生实际收到的赔偿金总计为33.3万元，而律师邓某则获得了55.5万元。

揭露骗局

“调解过程中律师未让我出席

朋友告知风险代理最多收取18%”

进入6月中旬，韦先生向南海区某医调委寻求帮助，并获得了《调解协议书》，他对此进行了拍照保存。韦先生表示：“随后我联系了鉴定中心的人员，他们告诉我，鉴定时本应让我现场，但邓某称我无法前往。医调委的人也表示，调解时本想联系我，但邓律师并未提供我的联系方式。我现在怀疑，这一切都是邓某故意隐瞒。”

韦先生进一步透露，他在5月17日得知邓某已经在医调委与南海第七医院签订了《调解协议书》，赔偿金额为88.8万元。而5月23日前后，邓某让他签署《承诺书》，但《承诺书》中并未明确赔偿金额，“我认为他有意隐瞒了这一信息。”

韦先生回到家乡后，向从事法律工作的朋友咨询，确认自己上当受骗了。朋友告诉他：“风险代理最多只能收取标的额的18%，正常委托律师不会花费如此巨款。”

维权投诉

广州律协受理一年未果

司法局表示将敦促律协尽快回应

7月份，韦先生向广州市律师协会提交了投诉。

广州市律师协会于2024年8月27日出具了《纪律投诉案件立案告知书》，告知韦先生，他们已经审查了投诉，并决定对此案立案处理。

2024年8月27日，广州市律师协会发布《纪律投诉案件立案告知书》。截至2025年7月，韦先生表示，他尚未收到广州市律协的任何回复。在此之前，韦先生曾向广州市司法局等单位提出投诉，但同样未得到回应。

2024年11月，广州市司法局发布的《律师执业证领证名单》显示，邓某在广州元恩律师事务所执业，执业年限为18年。广东元恩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证实了邓某的执业情况，但对于具体投诉细节表示不知情，并建议直接联系邓某本人。

7月16日，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与广东泰逢律师事务所取得联系，工作人员表示邓某已不在该所执业，对于投诉情况需要了解后才能回应。

广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表示，他们将联系律师工作管理处，催促广州市律协尽快对立案处理情况进行回应。

邓某在7月16日下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他已不在广东泰逢律师事务所执业。韦先生将他投诉至律所、律协及司法局，但邓某表示，律协、司法局均认为韦先生无理，这对他没有影响。

邓某解释称，他们最初是主动联系韦先生的，因为韦先生的孩子出了问题，双方签订了合同并约定了律师费。案件处理后，韦先生反悔，认为律师费过高。邓某强调，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案件，韦先生之前自己起诉未果，法院判决赔偿5万元。通过他们的努力，医院承担了主要赔偿责任。韦先生原本同意支付律师费，但后来反悔。

关于《委托协议》的签署时间，邓某未直接回答，但表示无论何时签署，都是双方真实意愿的体现。邓某否认了风险代理的说法，称双方商定了律师费数额，然后他成为韦先生的代理人。

对于韦先生的投诉，邓某表示，韦先生不愿意起诉，却想通过这种方式损害他的名誉，并未考虑到他们的劳动付出。

法律专家指出，邓某代理案件的形式符合风险代理的特征，但收费比例高达62.5%，远超合理范围。7月16日，一位知名律师透露，依据现有司法案例及司法部、国家发改委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发布的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服务收费的意见》，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可采用风险代理合同。然而，收费金额受到严格限制，最高不超过18%。尽管本案赔偿款为88.8万元，按照规定，最高收费应为16万元左右，但律师实际收费高达55.5万元，远超法定上限。

此外，代理类型存在矛盾。律师声称非风险代理，却实际采用“先服务后收费”模式，虽符合风险代理特征，却未遵守相关比例限制。合同方面也存在问题，最初签订的《咨询合同》乙方为科技咨询公司，该公司可能不具备律师执业资质却从事代理业务，涉嫌超范围经营；而后续的《委托合同》标注日期为2023年12月15日，实际签订于2024年5月31日，存在日期造假嫌疑。

律师存在隐瞒关键信息的行为，向当事人告知赔偿79万元，实际为88.8万元，并让当事人签署空白《承诺书》，刻意隐瞒赔偿金额。若属实，则构成欺诈。同时，收费占比高达62.5%，远超合理范围。律师主动联系当事人并知晓其详细情况，可能涉及不正当承揽业务。整体收费过程既违反了相关规定，也违背了公平诚信原则。